分析認為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多個全球性經濟風險

　　塞浦路斯存款稅問題在全球市場掀起軒然大波，盡管危機暫告一段落，但全球經濟的混亂才剛開始。

　　2013年3月25日，在幾經周折之后，歐元區財長會議批準了歐盟—IMF解決塞浦路斯銀行系統危機問題的計劃，地中海島國在可能失去緊急救助的最后關頭抓住了救命稻草。

　　分析人士認為，塞浦路斯就像一扇窗，在存款稅、銀行重組、資本管制和團結基金引發的震蕩之中，這扇小窗本身的破碎毀壞可能微不足道，但借由這扇小窗，全球經濟運行中的六大深層風險暴露無遺。

　　首先，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洲一體化可能逆流的體制風險。在塞浦路斯危機爆發前，市場對歐洲一體化的擔憂主要集中在希臘、意大利和英國，但這三個國家的“退歐”風險不僅沒有演化為現實，而且隨著歐債危機的階段性緩解，其“退歐”可能性也大幅下降。如此背景之下，市場對“歐洲一體化不可逆轉”的信心不斷增強。但塞浦路斯危機爆發后，三駕馬車對塞浦路斯提出了相對前幾次救助更為嚴苛的條件，并在斡旋過程中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硬態度。即便最后塞浦路斯的自救計劃獲得了認可，但相比希臘、意大利和英國，塞浦路斯“退歐”一度最為接近現實。

　　其次，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債危機向復合型危機演化的長期風險。塞浦路斯危機表明，歐債危機不僅沒有結束，而且正向債務危機、經濟危機、銀行危機和社會危機“四位一體”的復合型危機長期演化。這四種危機之間相互影響、彼此牽制，給危機治理帶來了復雜挑戰。

　　塞浦路斯危機就充分顯示：一方面，債務危機和經濟危機的并存限制了銀行危機的應對選擇。另一方面，債務危機和銀行危機的并存使得政策應對不可避免地加劇社會危機。

　　第三，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盟領導層危機應對漸失穩健的政治風險。塞浦路斯危機一波三折，引發市場較大擔憂，一定程度上是因為，歐盟領導層在這次危機中的表現有失審慎，而這也暴露了三個層面的政治風險：

　　一是在全局層面，歐盟領導人表現較為稚嫩，處理復雜局面的政治經驗略顯不足;二是在核心國層面，德國領導人表現較為強硬，維護區域內部團結的主觀意愿略顯不足;三是在邊緣國層面，塞浦路斯領導人表現較為慌亂，應對內外危機的統駕能力略顯不足。

　　第四，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歐元區兩極分化加劇的結構風險。塞浦路斯危機過程中，國際咨詢公司曾做過一項調查，塞浦路斯人中，有91%支持議會否定存款稅，有67.3%支持塞浦路斯退出歐元區并轉而加強與俄羅斯的戰略關系。邊緣國民眾“退歐”呼聲漸高的深層原因在于，歐元區政治、經濟和金融三個領域的兩極分化不斷加劇。

　　兩極分化格局的加劇，一方面使得危機治理所需要的結構調整更難實現，即資源從核心國向邊緣國的轉移更易受到強權國的阻礙;另一方面也加大了區域內部利益協調的難度，加大了成員國“個體理性引致集體非理性”的可能。

　　第五，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大國博弈加劇地緣動蕩的區域風險。塞浦路斯危機過程曲折，并受到全球的廣泛關註，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塞浦路斯不經意間就變成了大國利益沖突、戰略對抗的宣泄口。這種大國博弈體現在歐俄博弈、德俄博弈和美歐博弈等多個維度。

　　塞浦路斯危機表明，大國經濟、能源、政治和軍事博弈加劇了地緣動蕩的不確定性，大國利益沖突在小國危機中的宣泄，將放大小國危機的蝴蝶效應，加大區域風險。

　　第六，塞浦路斯危機暴露出全球離岸金融中心資本大進大出的金融風險。塞浦路斯危機表明，在本國面臨嚴峻危機挑戰的情況下，以避稅天堂和隱私保護著稱的離岸金融中心也會不惜以犧牲其長期建立的市場信譽為代價，避免國內金融體系的崩潰，并將維護本國小儲戶權益的優先級置于維護外國大儲戶權益之上。

　　由于全球四大離岸金融中心中，冰島和塞浦路斯均已爆發危機，而新加坡和瑞士銀行業規模均為GDP規模的7倍左右，其高杠桿狀態下的資產管理和業務經營也容易受到危機沖擊。因此，塞浦路斯危機從根本上動搖了市場對離岸金融中心的信心。短期內，在塞浦路斯資本管制有所松動之后，國際資本可能將大幅撤離塞浦路斯，轉而流向其他離岸金融中心或金融體系相對穩定的經濟體。長期內，全球離岸金融中心對國際資本的吸引力可能將不斷削弱，在多元化投資背景下，國際資本流動將更趨頻繁，波動性風險將顯著加大。

　　塞浦路斯危機暴露了多個全球性經濟風險，將給註冊離岸公司業務的發展帶來較大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