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發展良機 香港加強與內地經濟融合

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那時候不少人對香港經濟金融前景憂心忡忡：香港能否保持以往的經濟繁榮?香港作為亞洲自由港和國際商業、金融及物流中心的地位能否保持?15年后，這些疑問的答案已經非常明顯。“雖然在1998年受到亞洲金融風暴的沖擊，但香港的經濟還是相對穩定，市民對特區政府及中央政府的認可度是很高的。”日前香港浸會大學當代中國研究所所長薛鳳旋教授表示，香港回歸后成功抵御了兩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百年不遇的“非典”疫情，鞏固和提升了其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15年來，香港經濟所散發出來的光芒正在贏得越來越多認可。數據顯示，1997年6月至2012年4月，香港證券市值已經從43493億港元上揚4倍多至202310億港元;從2009年起，香港首次公開集資額(IPO)已經連續3年超越紐約和倫敦，位居全球第一。除此之外，2012年6月末社科院發布的《全球城市競爭力報告》顯示，香港的競爭力指數由2009年至2010年度的0.529上升到2011年至2012年度的0.545，競爭力排名也再次進入全球城市競爭力前10，位列第9位。而去年底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年度經濟發展報告則顯示，香港成功超越美國及英國，躍居世界第一，成為首個奪得此位的亞洲金融中心。

“15年來，香港經濟、社會、政制、政府管治等各方面和回歸前相比，都存在較大變化。”日前在香港正式發布的由薛鳳旋主編的首部香港藍皮書《香港發展報告(2012)》(以下簡稱藍皮書)指出，其背后因素既來自特區內在，也受到外來因素的巨大沖擊。內在因素方面，除了有關《基本法》的因素外，回歸后沿用下來的前港英時期的政府制度和人員，大體上能保持高效、重視法律和廉潔;外在因素方面，香港作為高度外向型社會，國際政經利益交滙，也非一個新的沒有經驗團隊所能急速及有效地反應的。當然，為了支持特區，特別是為了幫助它應對亞洲金融風暴及“非典”，回歸以來，中央不斷推出新措施大力支持香港，無論是CEPA的落實，還是“個人游”的擴展等，都是“內地因素”在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這既有利于穩定香港經濟和社會，也有助于強化與“珠三角”地區的經濟融合，提升香港的整體競爭力。

藍皮書指出，香港未來發展存在兩大良機。第一，中國的快速發展。近年，中國經濟持續急劇發展，GDP在2000至2010年間并沒有因世界經濟波動而停滯，仍然取得近4倍增長。中國經濟持續增長，加上國人生活水平逐漸提高，令中國的進出口數字持續上升。雖然人民幣有升值的壓力，但整體經濟狀況仍然良好。由于連年的經濟增長和貿易順差，中國也積累了大量的外滙儲備，成為舉足輕重的金融大國。外滙儲備由2000年的1655.74億美元增至2011年6月的3萬億美元，增長了19倍之多。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的金融影響力顯著增加，不只是依賴出口的“世界工廠”。第二，“一國兩制”下中央對香港的特殊政策。除了中國內地的經濟發展外，自回歸后中央政府的CEPA、粵港合作聯席會議、《十二五規劃綱要》、人民幣業務、內地企業上市等一系列特別政策也為香港將來的持續發展提供機遇。藍皮書認為，特區政府應該把握這些機會，以政策、紀檢、土地規劃等措施配合中央政府的特別政策，在發展香港經濟的同時協助中國的長遠經濟發展。

“目前來看，香港在與內地經濟融合方面存在一些值得改進的地方，”薛鳳旋表示，第一，香港經濟受外圍經濟變化的沖擊比新加坡、韓國都大，其中一些主要原因是：新加坡善用其財政儲備，以作長遠穩定投資;韓國與中國經濟緊密融合。作為中國的特別行政區，香港應在與內地經濟緊密融合上做得更好，但實際上這方面的成效并不大;第二，香港對其龐大的外滙儲備的使用政策由港英時代到現在延續不變，主要用于以保護港元為口實而實質上大量投資于美元資產;第三，15年來，特區政府將主要註意力放在推動香港邁進議會體制的政治架構轉變上，以及窮于回應來自反對派的壓力，將政治放在最高地位而忽視經濟問題;第四，經濟政策處于干預及自由主義搖擺中，實質向本地寡頭以及外國公司輸送大量利益。

他還建議從以下方面推進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第一，考慮在人民幣可以自由兌換之后，取消港幣與美元掛鉤，改為與人民幣掛鉤，使港元和香港經濟不用受美國拖累;并且在強大的中國經濟支持下，港府儲備可被釋放出來作多元的投資;第二，參考新加坡模式，善用特別外滙與財政儲備，以作長遠的穩定投資，減少購入金融產品，改以投資企業和本地的公共事業，一方面改善民生，另一方面獲得穩定和可預期的投資回報;第三，中央政策組應以經濟問題的監察和研究作為其重要工作之一。

香港與內地的經濟融合對香港經濟的持續發展有積極作用，對業務的發展是利好。